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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卜天︱《圣经》之书与自然之书①:寓意诠释及其瓦解

 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“《圣经》之书与自然之书”,“自然之书”是西方由来已久的一个隐喻;副标题是“释经学与近代科学的兴起”,“释经学”就是诠释《圣经》的一套学问。我想从这么一个具体的显得有些狭窄的视角切入,谈科学与宗教的关系,因为科学与宗教是中国人了解最少、误解最深的领域之一。

  我们现在大学里常讲科学与人文是分裂的。设立通识课程的一大目的,就是为了沟通科学与人文,但很少有人思考这二者是怎么分裂的,为什么分裂。英国学者斯诺1956年作了一个叫“两种文化”的著名讲演,他认为,

  整个西方社会的思想生活越来越分裂成两极的群体。一极是文人(literary intellectuals),……另一极是科学家。他们互相存有偏见。他们的态度是如此不同,以至于即使在情感层面上也找不到共同之处。

  如果把“文人”理解成讨论语词和文本的学者,把“科学家”理解成关注物的学者,那么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就类似于“词”与“物”的关系,进而又可以理解成“《圣经》之书”与“自然之书”的关系。这两本书分别对应于“神的道”(Word of God)和“神的作品”(Work of God),换言之,《圣经》是神说的话,自然之书是神做出来的东西。所以这“两种文化”——科学与人文的关系,便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追溯到这两本书的关系。

  我下面讲的内容,概括地说,大致有三点。第一,中世纪的释经学将《圣经》诠释与自然诠释紧密地联系一起。由于种种原因,这种联系在现代早期渐渐解体了,从而使一种新的自然诠释成为可能。第二,新教改革家强调对《圣经》的文本做字面解读,本意并不是为了推动科学发展,却不经意间促进了从科学上解读世界的新程序,最终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兴起。所谓从科学上解读世界,就是从字面意义上解读世界,把世界当成一个文本来解读。第三,《圣经》中关于“统治地球”的命令,被理解成用技术控制自然的命令,这也是对“统治地球”这样的字句做字面解读。

  天上的光体不仅服务于实用目的,而且还充当着永恒真理的“标记”(signs),自然物就是指引着更高真理的记号。在《罗马书》(1:20)中,保罗说:

  这表明,神不可见的能力和性质可以通过可见的造物来认识。自然就像一本书,上面有很多记号指引着更高的东西。

  寓意诠释最有名的人物是奥利金(Origen,约185-约254),在他之前也有亚历山大的菲洛等先驱。奥利金是希腊教父,亚历山大人,他提出了一种普遍的诠释学。我们现在说的“诠释学”(hermeneutics)专指对文本的诠释,但奥利金的诠释既适用于文本,又适用于自然物。奥利金在《〈雅歌〉评注》中说:

  造物主将关于看不见的天上事物的教导和知识置于一些事物之中,经由这些事物,人可以通达灵性的理解,寻求天上事物的根由。

  按照《创世记》的说法,太阳、月亮、众星是在第四天才造的,那没有日月,前三天怎么理解呢?奥利金认为从字面上理解这样的话是说不通的,这就暗示着必须要做非字面的诠释,即寓意诠释。《创世记》中的创世记述主要不是一种宇宙起源论,不能把其中说的七天视作物理意义、日常意义上的七天,读者须透过字面含义看出更深的神学含义。按照奥利金的说法,《圣经》有三种意义,字面意义、道德意义和寓意意义,分别对应着《圣经》的“体”“魂”“灵”,犹如人的身、心、灵一样。后来,奥古斯丁(354-430)又将奥利金的三种诠释层次扩展为四种,分别称为字面意义、寓意意义(allegoria)、类比意义(analogia)和神秘意义,而类比意义就相当于道德意义。据此,神学家约翰·卡西安(John Cassian)说,“耶路撒冷”这个词在字面意义上指犹太人的城市,在道德意义上是人的灵魂,在神秘意义上是神的天国,在寓意意义上是基督的教会。

  奥古斯丁的《论基督教教理》(De doctrina Christiana)常被视为第一本符号学著作。他在这本书里解释了如何通过寓意诠释将《圣经》之书与自然之书联系起来:

  在对《圣经》的字面解读中,一个词指涉一个物;而在寓意解读中,一个物指涉其他物。

  也就是说,一个词通过字面意义指向一个物,而这个物本身又指向其他很多物。所以寓意诠释首先不是一种文学手法,而是一套把读者从《圣经》的字面语词引向自然世界,把《圣经》之书和自然之书紧密绑定的程序。《圣经》之所以存在不同层次的含义,并不是因为词的意义不明(一个词指向它的字面含义,指向一个物是非常明确的),而是因为词所指涉的物有多重含义:字面意义见于词的含义,寓意则见于物的各种含义。换言之,寓意是一种理解物而不是理解词的方式。如果寓意诠释系统被废除,将会引发对于自然物理解方式的巨大变化。

  普遍的诠释学还为《圣经》里从字面上看似乎没有意义的段落带来了意义。对于物理世界,比如动植物,其字面意义是作为食物或衣物,满足人的身体需求,但一些食肉动物、寄生虫和害虫的存在似乎是毫无意义的,这就需要诉诸寓意诠释。比如教父米兰的安布罗斯(Ambrose of Milan)就说,鸟是“我们生活方式的榜样”,鱼是“我们劣行的样板”,葡萄树是“我们生活的指导”(《创世六日》[Hexameron])。因为《马太福音》里耶稣经常称自己为葡萄树,所以看到《圣经》里面谈及“葡萄树”这个词就不能只理解成自然界中具体的葡萄树,而是生活的一种指导。

  可以说,释经学这套距离我们两千年左右的、遥远的基督教学问,作为理解自然万物的方式,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。假想一下,如果你忘掉自己所学的全部知识,置身于自然界,面对眼前的山川树木河流,你会怎么对它们发问,理解它们?在这个意义上,我们每个人都面临诠释学的任务。佛教说“青青翠竹,尽是法身;郁郁黄花,无非般若”,其实也是寓意诠释的一套东西。按照寓意诠释,物理世界本身由一系列标记和象征组成,它们的所指超越了物理世界。于是,对于这样一个世界,首先既不能作因果解释,也不能作物质上的开发利用,而是需要解读和沉思。在这个意义上,寓意诠释和古人所推崇的、与行动生活相对的沉思生活息息相关。纯粹的对自然物的观察和关心总是被低估,因为物理世界里寻不到神。按照奥古斯丁的说法,科学的好奇心不过是诱惑,是目欲——眼睛的欲望和理智的欲望。《忏悔录》有言,“人们晓得去赞美高山的顶,大海的浪,江河的洪流,浩浩无垠的海滩,千万星辰的运行,却独独遗弃了自己”。我想,这话未尝不是对当今盛行的科学主义的解毒剂。

  当自然被比喻成一本书时,诠释《圣经》的方法就可以用来诠释自然之书。奥古斯丁指出,《使徒行传》《腓立比书》《马太福音》等篇看似分散各处,但串联其中的句子段落,便有助于诠释《创世记》里的“天上要有光体”。因此《圣经》是一个天衣无缝的文本,一个连贯的整体:要理解某一段经文,就要通晓整部《圣经》(就此而言,释经是一门拒绝普通人的高深学问)。而既然一段经文承载着整部《圣经》的含义,单个自然物也可以被视为整个物质世界的反映。这种联系所依据的模型是“大宇宙-小宇宙”,它构成了中世纪医学、天文学、占星术和自然魔法的基础。人是最典型的小宇宙,是万事万物的微观体现,人体和天地之间有各种各样隐秘的联系。这是“天人合一”理论的西方版本。由天人之间的这种平行关系,我们可以看到《圣经》诠释与自然之书诠释之间的平行关系。

  中世纪的寓意世界观在现代渐渐消亡了,最直接的原因是新教改革诠释文本的新方法。十六世纪初,新教改革家开始系统地拆除中世纪释经学的宏伟大厦,他们提出了“唯独《圣经》”(sola scriptura)的口号。这个座右铭呼应了人文主义“回到本源”(ad fontes)的呐喊——回到原始文献,改革《圣经》文本,重申字面意义或历史意义的优先性,把字面意义和历史意义等同起来。新教改革家认为,《圣经》的含义已经遭到“天主教致命而异端的注解”败坏,必须采用人文主义先进的语文学方法对《圣经》文本作历史校勘,清除天主教徒的篡改和讹译。

  在新教看来,重要的是《圣经》原作者的所写所想,而非后世评注者关于文本的看法。中世纪作为学校教科书的《圣经》,是所谓《标准注解》(Glossa Ordinaria)。这个拉丁文译本不仅排印了《圣经》作者的原话,还把教父和博士们的注解排印在周围,实际上导致原文与其诠释史无法被区分。在天主教看来,《圣经》文本和后代诠释是同等重要的。1513年8月,路德做《诗篇》讲座时,让印刷作坊准备了一部没有注解的《诗篇》文本。路德说,“没有任何注解的《圣经》是太阳,它照亮了所有教师,而不是相反”。一些学者称这是“从古代诠释学过渡到现代诠释学的象征性时刻”。

  路德、加尔文等主要的宗教改革家都明确偏爱《圣经》的字面意义,而对寓意持怀疑态度。路德说,字面意义“是最高、最好、最强大的意义,是《圣经》的整个实质和基础”,经文应当“尽可能以其最简单的含义”来诠释,寓意是给“虚弱的心灵”准备的。凭什么说鱼是人们劣行的样板?为什么把葡萄树当作生活的指导?新教强调人可以直接面对《圣经》文本,所以文本的含义必须是清晰明确的,而所谓明确的含义主要就应该是字面含义,路德和加尔文都批评奥利金把自己的臆想强加于《圣经》。

  既然寓意是关于自然物的,否认寓意就意味着自然物失去了象征或指称的能力(只有词才能指称),失去了含义——不仅自然物如此,人工物亦然。痴迷人工物很容易沦为迷信和偶像崇拜。在新教看来,天主教做弥撒时用的道具、穿的衣物根本没有象征意味,新教的礼拜仪式把焦点从视觉象征转向了语词,集中于阅读和解释经文。同样,比较新教和天主教的教堂,不难发现,前者的教堂往往比较朴素,重心是讲经台和布道台,而不像后者那样,是传统的祭坛。天主教的圣礼或圣事有七种,新教只保留了洗礼和圣餐礼两种,甚至连圣餐也简化为一种纪念餐,主要是追忆耶稣和门徒当年的生平事迹,象征意味大大削弱了。加尔文说,通过“聆听”语词,信仰便会在基督徒的灵魂中产生,他强调是语词和听觉,而不是图像和视觉。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·斯通(Lawrence Stone)因此说,此时“欧洲从一种图像文化决定性地转变为了一种文字文化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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